参考文献：《左宗棠和左氏家风》、《左宗棠心忧天下，收疆安民》

1867年在沙俄的支持下，阿古柏分裂新疆，建立了“洪福汗国”。彼时清政府内忧外患，自顾不暇，又因为海防和塞防之争，朝堂内部争吵不断。

眼看着新疆就要被他人分割，就在这时候，左宗棠挺身而出，顶住朝堂争吵与外部压力，开始出兵收复新疆。这一过程可谓至苦至难，而且受到掣肘，随时有可能爆发与列强大战。

可左宗棠却抬棺出征，剑指列强，创造出了一个奇迹。

他以“先北后南，缓进急战”的八字战略，把一场可能涉及到帝国主义的战争、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，仅用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就彻底解决，还逼着沙俄退出伊犁。

1978年左宗棠拿回新疆全部土地的同时，也震慑住西方列强，以至于英国人都钦佩不已，给出超高评价：从一个多世纪前的乾隆时代以来，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人所曾取得的最光辉成就。

左宗棠的功绩已经被载入史册，为后人传颂，不过左宗棠留给后世的可不只是他一生的战功和政治贡献，还有严格、朴实的家风。

他对家人要求很高，尤其是在对待他们的教育上极为严格。曾几何时，左宗棠在左氏家庙题写门联，作用是用来警戒大家，要耕读传家，知行合一。

当然，他也给自己的儿子特意写过一联，即：要保持农家子弟本分，勤耕田，读好书，要学做圣贤，不要执着于做官。

在他看来，为了功名利禄去读书，那就是忘掉耕读立家的素志，属于彻彻底底的“不孝子孙”。从中不难看出，左宗棠的家风第一要点便是“明事理，不求做官”的严格。

后来自己身居高位，家族也变得显赫起来，此时左宗棠更加小心谨慎，要求大家不忘家族之本，保持平民之风。

那他当时是如何做的呢？首先，写信叮嘱家人，要以谨厚朴俭为本；其次，为了不让孩子在城市闲居太久，沾染不良习气，让他们继续回村里生活，而且平日要注意生活节俭，粗衣淡饭。

为防止子孙因为享乐沦为纨绔子弟，左宗棠还强行定下具体标准——比如穿衣，能穿暖不受冻就行；吃饭，不追求精美，能吃饱就行。

自己的夫人去世，尽管悲痛万分，但他仍然叮嘱子女要勤俭处理丧事，不允许大操大办。

有一次为给父亲祝寿，左宗棠的儿子特意将家中旧屋改造一番，花了600多两银子，结果左宗棠得知后非常气愤，痛骂儿子：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，令人笑骂，惹我恼恨！

这便是左宗棠家风的第二要点，“不忘初衷，保持平民本色”的朴实。

其实左宗棠的这两大家风，一定程度上来说与修身、齐家不谋而合。不过左宗棠家族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也不单是这两点。能有这样的名气，还是由于还另外极为关键的一点。

——在当时的背景下，左宗棠依旧强调：多做善事，以余财救济穷人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左宗棠反复告诫子女，如果家中钱粮有余，可以分给一些贫困族人，再有余，则能去救济远近贫苦之人。

在左宗棠教育下，左家子女都慷慨大方、乐善好施，几乎远近乡邻都得到过他们的救济。

甚至在同治七年，左宗棠儿子进京参加会试，他还特意写信告诉对方，记下身边参与会试的寒士，将自己寄去的白银1000两分发给这些人。由此可见，左宗棠到底有多伟大。

左宗棠去世后，若说新疆是他留给国家最好的礼物，那他的家风便是交付给后人最完美的遗产。子女也一直遵循他的教诲，后面没有特意去追求当大官，子孙也多有品德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左宗棠的曾孙当中出现过一个“小有名气”的人物，叫做左曙萍，他后来居然也来到新疆，担任当地的督导专员。

他出生于1908年，成长在大清风雨飘摇之际，后来积极投身革命，于民国1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。在读书期间，他创办过《无定河边》诗刊，大力宣扬爱国精神。

毕业以后加入国民党，先后担任中央党部干事、总干事。在此期间，他依旧致力于文学，不仅创办中央文学社、出版了《中国文学月刊》，还组建过流露剧团。

1924年，他出国担任大使馆上上尉助理武官，但因抗日战争爆发，他果断回国，先后成为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委员、常德县县长。

后来抗日战争慢慢接近尾声，他在1944年，也就是左宗棠去世59年后，因缘际会居然被派到新疆，担任伊犁和马耆的行政督导专员，顺便还代理了乌苏、迪化两专区的专员。

可以想象，时隔数十年，从大清王朝，到北洋军阀政府，再到民国政府，左曙萍和他的先祖一起站在新疆土地上，隔着时空对望。

左宗棠赶走了侵略者，保住新疆；而他的后代左曙萍也和中国人民一起赶走侵略者，保全了领土完整。这一切有偶然，但也有必然，毕竟深受左宗棠家风影响的他，会为了国家走上这条救国路并不稀奇。

不过左曙萍和左宗棠性格还是存在差别的，他并不长于战争，而是更醉心文化建设。在任职期间，他又创办了沙漠诗歌社、沙漠剧社，出版过《沙漠诗刊》等诗集。

1950年他抵达台湾，基本不再从事政治，彻底沉浸于文学当中，1961年担任台湾中影公司董事，1968年成为台湾话剧欣赏演出委员和台湾新诗学会常务理事，在台湾一直是知名度不低的作家。